1993年8月，水口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比电力部考核工期提前11个月投产发电，1996年12月，七台机组并网运行，工程质量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这座经过30年的曲折论证，列入我国首批水电建设体制改革和施工管理改革试点水电站的建成，是突破福建乃至华东地区发展能源“瓶颈”的一声春雷

建设中的华能电厂脱硫吸收区 (资料图片)

水口水电站是1983年福建地方电网上划中央管理后的第一个“国字号”能源大项目，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常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49.4亿千瓦时。作为我国首批进行水电建设体制改革和施工管理改革的试点单位，水口创下当时国内多个“第一”：第一次部分利用世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项目；第一次对主体工程和部分机械设备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第一次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合同管理、工程监理模式组织工程建设。正因如此，有人将水口工程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它的规划、建设、发展历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

  “水口风波”惊高层

  “水口电站要不要建？这个问题前后讨论了30年。”曾任省水口水电站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的陈特杰说。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在闽江建水电站，但当时国家的财力有限，此事被搁置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开发“十大水电基地”，水口水电站项目在“闽浙赣水电基地”中列为第一。

  然而，就在中央有关部门对水口工程的审查刚刚通过时，有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1981年4月，一位教师给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寄去了一篇题为《水口水电站的建设将带来严重恶果》的文章。一些同志也给上级机关写信，反对的理由集中在建电站会破坏闽江下游的生态、影响航运等。激烈的论争不仅惊动了高层，也引起境内外社会舆论的关注。

  1982年7月，国家科委在京召开了有国务院两委、五部和全国专家共50余人参加的“闽江水电站环境影响讨论会”，结论是“发展水电，发展航运，相辅相成，利多弊少，宜快上马”。讨论会为风声鹤唳中的水口工程“正名”。1983年8月，国务院、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水口水电站的计划任务书。

  反对者又提出要建设核电站来取代水电站。对此，时任省电力局总工程师胡锡兰解释说，核电站机组容量大，无法在规模较小的电网中运行，福建电网在短期内还不具备联网的技术条件，而且建核电站耗资是同等规模水电站的两倍以上，工期也长得多，在当时的条件下，舍福建丰富的水电资源而上核电，是不可取的。

  198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这个工程要下决心快上才好。无论从哪方面看，早上一年就有利一年。” 1985年10月，国务委员方毅来闽视察时说：“国家确定上水口，同时带来了长乐70万千瓦火电项目。水口的事情不能再摇摆了，现在国家建设资金不多，可以集中起来保几个重点工程，要是再动摇一下，譬如省里提出什么意见，那么决策部门就说，好吧，把水口下掉，去保别的地方项目吧，弄不好连长乐的火电厂也跑了。水口上来了，火电也上来了，就可以吸引许多工业到福建来。”

  面对高层的支持，项南、胡平等省领导郑重表态： “我们决不能动摇、扯皮、拖延，必须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照国家正式批准的原方案搞好电站建设！”

  “中国智慧”解危机

  1986年初，世界银行认可了水口工程分二期贷款2.4亿美元事宜。按照国际惯例，水口将对主体工程和部分机械设备采用国际竞标。这在中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立刻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仅土建工程，就有31家中外投标商报送投标文件。12月，由华联公司（闽江工程局、水电十二局、水电四局）和日本前田工业建设株式会社组成的华田联营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华田”）以5.514亿元的低价中标。对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业界来说，这次招投标喻示着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此后，中国的水电建设逐步确立了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新格局。

  1987年3月，水口水电站工程开工。但是，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经济、技术、资金在福建初始交流而结合的产物，“华田”两国四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很快就表现了出来。

  “施工现场冷冷清清，几乎所有的自卸卡车都是二手货，更别提新的大型施工机械了，一个月下来，开挖进度不到应完成的一半。”当时的一名施工人员回忆说。

  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由于报价过低，工程上马不久，承包商的资金就频频告急。更糟糕的是，中外联营体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现场指挥系统。中方占股60%,日方占40%，中方坦诚地把总经理的职务让给日方，但由于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巨大差异，中方员工不买日方经理的账，中方三家人员也很难协调统一。

  对于“华田”的“病症”，世行官员阿伯夷忧心忡忡：“照目前这种状况，要建成水口工程，就好像背着氧气袋的病人要登喜马拉雅山。” 世界银行发来黄牌警告，要中止和“华田”的合同，重新进行国际招标。

  重新招标，必将导致工期拖延，除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外，还会对我国的国际声誉产生不良影响。1988年1月14日，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神色严峻地出现在水口，面对沮丧的中方负责人，他的分析客观犀利：“日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他们的现场管理是严谨、有效率的，我们应该学习人家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我方呢，人家说我们一盘散沙，各打小算盘，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痛定思痛，“华田”立即进行了经济、行政、财务等全方位的改革。业主福建省电力工业局、建设与工程施工单位水口电站建设公司采取了提高外资比例、提高预付款比例、降低工程付款起点额度、建立赶工奖及目标奖励等扶持承包商的措施，同时对承包商内部的管理机制进行调整，将工程的责任方由日方改为中方的闽江工程局。

  很快，联营体内部诸多问题被妥善处理，延误的工期逐步抢了回来。1989年9月，水口电站实现了大江截流，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年，令欧美专家惊叹：“这是外星人在干活！”

  “华田”改制，让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专家对中国人高超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刮目相看，相互之间的友好和尊重一直伴随着工程进行到结束。

  “师夷长技”写传奇

  1987年，水口工程业主与美国MKE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世行还推荐了一批著名的坝工、地质、施工方面的专家作为特别咨询团，定期来工地进行咨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专家，工作起来严谨到几乎苛刻的程度，对于不满意的人和事，他们总是皱着眉头不客气地说“no”。然而，就在这一声声“no”中，水口人学会了许多国内学不到的东西，完成了国内同类水电站建设无法比肩的历史性超越。渐渐地，外国专家们的“no”变成了赞赏有加的“yes”。

  “我们都铆着一股劲儿，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也能建成一流的水电站！”提起当时的万丈豪情，陈特杰依然心潮澎湃。

  1988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三位监理到进厂公路挡墙浇砌工地巡检，发现仓内块石成堆，根本没有按要求清理好，几个民工用水泥只在表面薄薄地糊一下，用的是偷工减料的“包饺子”手法。三个监理一看火冒三丈，立即让工人停工。过了好一阵，两个擅离岗位的值班工程师才赶来，不在乎地说：“这只是公路的挡墙，不要那么较真啦！”三位监理严厉地说：“不行！这是百年大计，看谁敢偷工减料！”工程不仅立即返工，两个渎职人员也被辞退。此事震撼了整个水口工地，此后，偷工减料的事再也没有发生。

  原水口水电站工程建设公司总经理任继忠介绍，当时大量引进国际最先进的水电施工设备和技术，使施工现场呈现出国内少有的现代化大施工场面；P3进度网络管理软件，使工地的工程进度的控制达到当时国际最先进水平；还有世界最先进的罗泰克皮带机、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高水头轴流式水轮发电机……施工工效接近国际水平，即便是在施工高峰期，现场人员也不过2800人，临建面积5.1万平方米，只相当于传统规模的1/70。

  水口创造的“技术传奇”，为福建乃至中国的大水电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例如，在工程主围堰上部大面积采用垂直“之”字形的土工膜防渗心墙，属国内首创、国际罕见，水口升船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并已真正投入使用、正在发挥实际效益的大型垂直升船机，这两项技术在长江三峡等大水电工程的建设中都得到了运用。而水口工程历练的技术、管理骨干，为其后滚动开发福建穆阳溪梯级水电站、棉花滩水电站等大型水电工程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1993年8月，水口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比电力部考核工期提前11月投产发电，1996年12月，七台机组并网运行，总投资节约约3亿元，工程质量达到和接近国际水平。电力部副部长汪恕诚评价：“现代管理体制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结合，是水口水电站建设获得极大成功的首要原因。”世行给出了三个“高度满意”的评价。世行官员摩尔顿说：“我所看到的水口成功，是世界银行贷款工程项目中最成功的创举。”